控制--读《大败局②》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冯仑

全书看完,印象最深的居然是这句话。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这本书是吴晓波在《大败局》之后的又一部MBA式的企业失败案例集。在九个案例中,我把企业崩盘的主要原因分为三块:一是政商博弈的失策,代表企业有健力宝,铁本,华晨,科龙。二是盲目成长导致的溃败,代表企业有三九,托普和顺驰。三是资本扩张的失控,代表企业有中科,德隆。当然企业失败的原因远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清楚的,时也,命也。

先从第一阵营说起,四个企业都是主要因为政商博弈导致的崩盘,其中有三个企业创始人在企业最辉煌或者最关键的时候被辞职,被通缉,其余一位则是直接入狱。在我眼中,无疑他们四位都是成功的实业家,只是一时与政府的不妥协,导致了意外的失败。政府在这里充分显示出地方保护的愚昧以及决策者的脑残,有时仅仅是为了错误宏观调整政策的权威性,又有多少企业因此由盛转衰呢。正如财经专栏作家覃里雯所描述的:“这是一片正在被驯服的莽林,光线正在透入,但是很多地方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子宫,政策的变化依然可以随时摧毁民营企业家脆弱的、积攒多年的心血与精力。三水政府拒绝向健力宝的李经纬团队出售股份而居然低价贱卖给资本骗子,铁本在项目建设中被紧急叫停而期间国有国外资本正大幅扩张,戴国芳等案明显的法罪错位,华晨汽车创始人仰融在宁波引进国外项目被沈阳方面通缉只好逃亡,科龙创始人在企业最辉煌的时候被辞退等等,无不显示了企业单方面和政府对抗的悲情结局。“没有学会妥协的企业家很难在中国商界成功;没有学会“政商博弈术”的企业家甚至很难在商界立足。”这个,真的是入们想看到的吗?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不想谈政治,却又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要么翻墙,有么学会妥协。只好用这段话作为结束:

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一定要坚守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一定要学习政治;

一定要在迂回与妥协中保护自己;一定要舍得,大舍才能大得。

——铁本和戴国芳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中国式商道”。

第二个阵营主要因为盲目成长。有三九,托普和顺驰。

先说三九:如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所言:“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致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其实,进入一个行业,先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大前研一的新观点是,在面向未来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公司或个人,唯一的生存之道是专业,任何企业家对自我的培训,必须向专家化的方向开展。三九作为一个国资企业,虽然最后因为产权改革问题也成了最后一颗稻草,但毕竟在前期帮了很大的忙。三九的失误在于盲目的收购许多不相关行业的公司,不但没有整合,反而给公司财务造成了巨大的亏损。成长的预期大于自己的实力,虽然最后战略方面开始专业化,但是战术执行和托普一样不到位。如书中所说:“战略的错误可以导致公司的失败,但战略的正确却不能保证公司的成功,成功的公司一定是在战略方向和战术执行力上都很到位。何况在战略上完全踏空而失败的公司并不多,更多的公司是在几乎同样的战略方向下在竞争中拉开了距离。战术的执行力在公司的发展中起到了更持久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执行战略,而且可以在过程中巩固、优化战略的方向。”

托普呢,无疑是一个奇葩了。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非常神奇,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财富的聚与散往往随着大势的摇摆而动。凭着西部软件园的旗号到处圈地扩张,居然没有人管。完全不顾实业玩资本市场,最后“5000软件工程师”的事件导致东窗事发。作为上市公司好像是真的没有人去管,怪不得A股里大多数都是烂公司了。

然后是顺驰,1年的快速扩张,企图短期内超过万科,结果却因为政策的紧缩导致资金链断裂,不得不被收购。

以上的三个案例,告诉我们:企业的经营战略,是一个辩证取舍的过程。有时候,你不得不在“快速的成长”与“健康的成长”之中做出抉择;有时候,你不得不寂然自问:此时此刻,我是否必须成长?

阵营三九属于资本玩家们了。德隆系和中科系都是注重资本市场轻视实业的典型,违背商业规律,东拆西卖,失败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企业里边玩金融,一定会把企业玩死。作为资本玩家,也许最先要考虑的是,最后应该如何全身而退。这些无比惨烈的故事,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问题:商业真是一场没有节制的游戏吗?

时势造英雄。“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这一转型时代的特征使很多企业家始终无法完全站立在阳光之下,也造成了很多貌似“偶然”的落马事件。”

“正如学者余秋雨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我们至今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神话或悲剧难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

观察20多年来的中国企业败局,可以发现,很多企业的崩塌都不出意外地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违背了基本的商业规律,二是企业家个人欲望的膨胀。

不谈企业,真正让中国投资者寒心的是,正如作者在德隆中科案例中的提问:“为什么全中国居然没有一个人对K先生所宣称的任何一个项目提出哪怕一丁点的质疑?

为什么涉及400多家机构的大骗局最后只以审判几名中科创业的员工而草草收场?为什么那些神秘的“北京机构”总是能躲在幕后,一次又一次地得手?

这么多的“为什么”,如一只只充满血丝的眼睛,悬挂在中国股市通往未来的道路上。”

对的,可能这才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失望。可能,又一次对所谓的法律失望了。

“近10多年来,中国商界风云诡谲,每隔一两年便有一些庞大而知名的企业轰然倒地。在《大败局》的众多案例中,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企业家们缺乏现实的控制感和控制艺术大概是最为致命的弱项——仰融无法控制华晨、唐万新无法控制德隆、顾雏军无法控制科龙、宋如华无法控制托普、李经纬和赵新先无法控制他们一手创办的健力宝和三九,等等,一切悲剧都潜伏着惊人一致的逻辑。”

没有控制感的经营注定会失败,其区别仅仅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